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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生富贵如同瞬间，唯有声名与荣耀永存。”
邵逸夫，于90岁再婚，107岁离世，他的人生历程已超越了无数人。他的辉煌成就在于他所取得的无数荣誉和称号，这使得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，成为中华文化历史中一道瑰丽的风景线。
作为电影行业的杰出人物，邵逸夫的电影生涯长达86年，他以非凡的智慧和远见，建立了邵氏兄弟和TVB影视帝国，几乎垄断了香港的影坛近四十年，旗下出品了近千部影视作品，同时培养了多数在亚洲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艺人，包括四大天王等。
展开剩余93%作为慈善家，他一生捐款高达100亿港元，建立了三万多栋逸夫楼，从教学楼到医疗中心，他的足迹遍布于全国31个省市区。
邵逸夫的一生，可谓传奇。作为一个兼具“吝啬”与慷慨的复杂人物，他的名字随着每一栋遍布全国的逸夫楼，深植于每一个学子的心中。
在那些熟悉的楼宇中，那个不熟悉的“逸”字也引起了人们的好奇：为什么不论是新楼还是老楼，有些逸夫楼的“逸”字却显得少了一点，其中隐含着怎样的秘密呢？
邵逸夫生于1907年，原名邵仁楞，家中排行第六，因此被称为“六叔”。他的祖籍为宁波镇海，属于传统的商业世家。在近代中国商业史上，宁波帮是极其庞大的商帮，遍布全国，素有“无宁不成市”的美誉。
在19世纪末，一批宁波商人涌入了刚刚开放的上海，他们在金融、贸易与航运等领域崭露头角。邵逸夫的父亲邵玉轩也抓住了这一机遇，全家迁往上海，创办了一家名为“锦泰昌”的颜料行，经营各种漂染生意，这使得他们迅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，为儿子邵逸夫等日后的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在这座新奇与开放的城市，邵玉轩既秉承传统的商帮经营理念，又积极吸收新式的洋派商业智慧，父子相传，邵家的二代们在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上做得极为优秀。因此，邵逸夫的身上既有务实、俭朴的商人特质，也不乏进取创新的精神，这些特质贯穿了他整个人生与事业的发展历程。
1920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邵玉轩买下了一个因破产而无法经营的小舞台剧院，并将其改名为“笑舞台”，此举正式开始了邵氏家族的电影事业。
虽然邵逸夫在大学毕业后与父亲一起进入商界，却对尔虞我诈的商场并不感兴趣，他更加倾心于笑舞台，为各种文明戏编排内容，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，警示世人。
随着上海不断涌现出各种明星影片公司，文明戏逐渐失去关注度，邵醉翁便开始谋划创造自己的电影公司。1925年，怀揣电影梦的邵醉翁以笑舞台的文明戏作为基础，投资1万银元创建了如今影史上颇具盛名的“天一影业”，从导演到编剧、发行全由家族成员担任。
那时的邵逸夫还在读中学，他不仅包揽了“伙计”的角色，还参与摄影、编剧及导演等制作环节，成为了大哥最得力的助手。四兄弟心手相连，成功推出了《女侠李飞飞》《梁祝痛史》等多部受欢迎的黄梅调古装片，迅速占领了上海电影市场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然而，这也引起了上海其他电影巨头的忌惮，正值巅峰的“天一影业”很快就遭到六家影视公司的联合围攻，只得前往南洋发展。
邵氏兄弟刚到新加坡，因没有自己的发行网络，只得背着器材在南洋各地放映影片，这样的苦日子过了整整四年，直到1930年“邵氏兄弟公司”的成立，他们才拥有了自己的剧院。
事业虽然起步，却遭遇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冲击，刚刚二十出头的邵逸夫痛心不已，毅然决然前往美国学习拍摄有声电影，并发行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《白金龙》，成为中国影史上的第一人，邵氏也逐渐在东南亚影坛崛起。
1941年底，日军入侵东南亚，邵氏影业几乎遭到重创，但邵逸夫没有就此放弃，他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已经年过五十，在香港相继创立邵氏兄弟公司与TVB，开启了他辉煌的电影大亨之路。
当然，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。为了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想，邵逸夫在少年时就在片场忙碌，青年时期则为梦想在南洋拼搏了三十年，到了五十岁，他选择重振旗鼓，不屈不挠，一次又一次地崛起，铸就了自己的光影传奇。
身为商人，他以商人的目光追求最大利益，对影视制作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，尤其在成本控制和人才管理方面严苛至极，甚至成为了“抠门”的代名词。
在用人方面，邵逸夫始终坚持“头等人才，三等职务，特等权利”的原则，牢牢掌握公司实权，以避免旗下干将权力过大，形成威胁。然而，这也给公司的未来发展埋下隐患。
曾是记者的邹文怀，在担任宣传主任期间管理公司各种事务，为邵氏打造了风靡影坛的黄梅调与武侠片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但他所能担任的职务却依旧局限于“副总经理”，随时都有可能被老板踢走。
随着在邵氏这样家族企业中，邹文怀意识到自己再难进一步发展，更别说成为股东或老板，听闻邵逸夫的新任女友方逸华的进驻后，他的出走决心被彻底点燃，还带走了一批自己的团队。
于是，后来声名鹊起的嘉禾电影应运而生，在邵氏那近乎苛刻的薪酬制度下，成功吸引并打造了一批影坛巨星：功夫巨星李小龙、功夫喜剧大师成龙、以及柏林影后张曼玉等，嘉禾的崛起在邵氏独占的香港娱乐圈开辟了新天地。
实际上，在邵氏登上香港电影王座之前，电懋原本是能够与邵氏抗衡的，但意外的悲剧降临得如此猝不及防。1964年6月20日，一架飞往大陆的航班被劫持，最终发生空难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，被称为电懋的董事及高层，尤其是老板陆运涛也在其中。自此之后，电懋便一蹶不振，再也无法与邵氏竞争。
当年“邵氏明星，如织天上星”，但许多明星仅仅是公司流水线上的一颗小螺丝钉，在拍片与薪酬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。
在邵氏开办的南国实验剧团，学员每月仅有50元的津贴，毕业后通过考核只能与邵氏签订长达八年的合约，所获薪水也不过每月200港元，不会说国语的学员，每月薪水只有150港元。
即便如此，南国实验剧团仍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报考，郑佩佩、胡燕妮等众多明星均出自其中。
因此，民众在街头很少能碰到明星，因为片酬过低，他们多数只能住在公司，外出也被禁止搭乘电车或出租车，以免影响公司的形象。而每逢宴会或活动时，他们只能向服装部借衣服，以保持体面。
不仅演员如此，导演们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拍摄强度极高，一切都朝着业绩看齐。
正如演员田丰所言：“导演拍的电影一旦卖座，六叔请人到家中吃饭的通知就来了，但三天后若不赚钱，见到你就像不见一样。”
自视为生意人的邵逸夫，从来没有掩盖自己“向钱看”的经营理念，邵氏预算上所称的“永远砍一半”迅速流传开来。
尽管可以称得上艺术的电影制作让邵逸夫成为了可快速批量生产的“商品”，但这并不意味着邵氏的电影缺乏艺术性与观赏价值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大醉侠》《天下第一拳》等依然是影迷心中的经典之作。“邵氏出品，必属佳片”的口号深入人心。
“六叔古寒，天下皆知。”
邵逸夫的“抠门”为大家所见，但他慷慨的胸怀也震撼了许多人。尽管他没有亲自教授知识，也未曾在医学上救死扶伤，但他的名字依然深深藏在无数学子的心中。
众所周知，富豪进行慈善并非新鲜事，但邵逸夫的捐赠足迹却跨越南方到北国，东海到西海，覆盖了整个九州，建立了无数逸夫楼，这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那么，这位“抠门”的大亨为何愿意如此慷慨地进行捐赠呢？
1972年，邵逸夫刚满66岁，在迷信文化中，这被视作人生的一道坎。于是，他请来风水大师李迪，听从建议开始他的慈善之路。
当时，邵逸夫的慈善之路与一般富豪起步并无差别，他非常关注教育的捐助，先后在香港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捐赠，包括50万港币用于“苏浙公学”建设图书馆，之后又增资100万港币用于扩建宿舍，以及于1977年捐赠600万港币兴建“香港艺术中心”。
这一系列的捐助让邵逸夫在香港的名声逐渐好转，然而“抠门”的名号并未完全撇清。
生老病死，自是常事，但至亲离去却让人倍感难以承受。
在1983年，邵逸夫的三哥邵山客中风，成为植物人，76岁的邵逸夫站在病床前，看着曾经叱诧风云的哥哥如今显得如此毫无生气，他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痛楚，心中五味杂陈，这一切也让他思考起自己和他人关系的意义。
面对三哥沉重的病痛，犹如一记重锤击打在邵逸夫的心上，心中那颗名为慈善的种子终于突破了层层束缚，开始茁壮生长。在1985年之后，邵逸夫开始不断加大慈善捐赠的力度，特别针对急需教育资金的内地，逐渐捐建了600所大中小学，并为家乡宁波进行了三轮捐款。
在慈善事务上，邵逸夫表现得如同经营自己的企业一样认真负责。他组建了专业团队，深入调查走访，以确保将资金分配至最需要的地方。
20世纪90年代，尽管已步入八十高龄，邵逸夫依旧亲自前往广袤的内蒙古大草原与贫寒的青海高原，走访那些亟需帮助的地区，不断扩展邵氏基金的捐助范围。
对于那些教育条件不足的山区、需要先进教育城市的地区，乃至于无法避免的天灾，邵逸夫始终未曾缺席。
在他辉煌的一生中，建立了超过六千个慈善项目，从教学楼、图书馆、科技馆到医疗中心，无不留下了他的足迹，直到在邵逸夫去世前一年发生的雅安地震中，我们仍能发现他的身影。
那一座座逸夫楼中，传来了无数代学子的读书声，年轻的面庞从这里走出，又不断涌现，他们在清洁的教室中安心学习，免受风雨侵袭。
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
邵逸夫以其卓越的慷慨，保护了一批又一批学子茁壮成长，虽然他未曾站上三尺讲台，却对中华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虽然这位传奇人物已然离世，但“逸夫星”仍在星空中璀璨闪耀。
2014年1月，邵逸夫仙逝，享年107岁，三万多栋“逸夫楼”从此再无楼主。为了向这位伟大的慈善家致敬，全国掀起了一场“随手拍逸夫楼”的活动。在网友们上传的照片中，细心的人发现了微妙的不同：有些逸夫楼的“逸”字少了一点，而且新旧逸夫楼均存在这一特征。
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呢？
原来，“逸”字少一点，表明这栋逸夫楼并非邵氏基金全额捐建，唯独那些邵氏基金全额捐建的逸夫楼，才是完整的字。
在邵逸夫看来，既然这楼并不是他全款捐建，自然不应独揽这一切功劳。尽管地方政府和相关组织未必在意，但这一点的拒绝接受正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，增加了这种“逸”字少一点的妥协方式。
从这小小的“逸”字中，我们能够领悟到邵逸夫谦逊与谨慎的为人智慧，与他学生时代所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不仅如此，这一点从他的家训中也可以一窥。
1997年，已年90的邵逸夫再婚，娶了62岁的方逸华，这给陪伴自己多年的红颜知己一个正式的身份。
在结婚之前，为了避免子女间因财产而引发纠纷，他提前立下了遗嘱。
他和前妻黄美珍一共生育了两子两女，长年交给三哥在新加坡抚养。大儿子绍维铭和次子邵维钟曾担任邵氏公司董事，但在方逸华于1981年加入董事局后，两人于次年也纷纷退任，而两个女儿则长期居住新加坡，因此也就导致邵逸夫的事业并无后继者继续承接。
面对这样的局面，邵逸夫在妥善安排好妻子的未来之后，毅然决定将影视王国的股权转化为现金，投资于慈善信托基金，这样既能保障子女的基本生活，又能避免家庭财富的争夺，继续他的慈善事业。
坦诚来说，将自己辛苦创建的家业一笔勾销，邵逸夫内心恐怕并不平静，然“家可传，业难传”之理他深知，尽管面对现实困境，邵逸夫仍然清醒地作出了最合适的选择，以极其体面的方式告别曾经的荣耀，避免了后继传承中的纠纷与非议。
邵逸夫的人生虽然结束，但他的名字却永远不会淡去。他的传奇电影生涯，以及令人铭记的慈善事业将会被世人一直传颂，“邵逸夫”这三个字，已铭刻在华人的影史与慈善史上成为一座丰碑。真正的生命意义在于，不是简单的死亡，而是如何在世间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。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人类曾经历过无数短暂却绚烂的生命，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书写了流传千古的辉煌事迹，进而成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永恒存在。随着人类历史的传承，这些人的故事将永远被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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